撤离野湖，后麻风时代的启示
2016年4月8日，在山上住了近60年的杨四妹被抬下山。野湖麻风康复村从此走进历史。
从1956年由梅县卫生局李怀雪局长选址，到最后一个康复者杨四妹离开，整整60年，野湖麻风院村走过一个甲子，演绎了一个由始而终的中国麻风隔离区的经典历程。
杨四妹在野湖麻风村的生活
黄站长的野湖震撼
黄良君是半年前担任平远县慢病站站长的，第一次上山他就发现险情：杨四妹养的小猫踏翻柴堆，几根木柴顶住厨房门，杨四妹进不去，眼巴巴饿了三天。黄站长说，我们很容易就推开门，但是只能爬行的杨四妹却陷入等死绝境。
那一次，黄站长激动万分，回去对下属们说：“你们都应该上山去看看，让心灵受一次震撼。”平远慢病站财力有限，去年还一度出现发不出工资的囧况，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极端苦难，他们很无奈，当然也无法派人贴身照顾杨四妹。
建院时，当年的大庙被保留下来，一部分面积被隔成若干小房间作为宿舍，杨四妹在里面住了很多年。2004年，修建了三间新房子。十多年过去，新房子也旧了，还不断漏雨，不久前，黄站长上山，请附近村民帮忙维修，却不料，出再多钱都没有人愿意干。这个广东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地方，至今也未能解开人们惧怕麻风的心结。
黄站长无法想象，四肢残疾的杨四妹，独自一人在山上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她从没下过山，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她的记忆和印象还停留在50年代。
那天，黄站长随手掏出一包餐巾纸，杨四妹也从没见过，不知餐巾纸为何物。黄站长又是一番感慨。
难怪，黄站长对于泗安医院接收杨四妹一事特别迫切。
他几次在电话中问：“你们什么时候来呢？在野湖，老人家随时会有问题的。”
我个人也很纠结，向泗安医院汇报杨四妹情况时，甚至不敢太如实相告，生怕医院不愿接收。只是说，杨四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。其实，这也是实情：分明需要被照顾的残疾老人，却一个人顽强活下来，那是生命奇迹。
没想到，康复中心没有丝毫怪罪，医护人员尽心尽力，用发自内心的关爱抚慰着一个苦难中走出来的老人。
此次爱心之举对于黄站长也是如释重负。那天，一阵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，看着杨四妹坐在从未坐过的轮椅上，被推进舒适的房间后，黄站长感慨万分：“这真是重生呀。”
在泗安医院的欢迎仪式上，黄站长代表平远慢病站送上锦旗
关于杨四妹
因为听不懂杨四妹的客家话，有关她的情况只好道听途说。
在慢病站开救护车的梁师傅2002年开始进入野湖，在这条不叫路的路上跑了上百趟。他印象最深的是冬天，山上海拔高，外面下雪，水塘结冰，屋子里没有一点取暖设备，老人家只能裹着被子蜷缩在床上，遇到出太阳，她就爬出来，跪在门外，让冬日的稀有阳光温暖一下冻僵的身体。她还会让梁师傅捎带一些酒，酒很廉价，连咸菜也没有，就这么小酌几口，用来取暖，也麻木一下孤寂，打发冬日的漫长。
野湖老院长罗木君说，杨四妹从小没有父母， 1971年我刚来野湖时，还经常听她念叨着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是她哥哥，另一个好像是她堂哥，但他们从来没看过她。不难看出，她和正常人一样渴望亲情，尽管一直虚拟着。
罗院长对杨四妹的印象很深：“建院之初她就来了，她的病是结核性的，不传染，早就治愈了。别看她很残疾，但她是个奇人，从来不吃药，可能因为山上空气好，没有污染吧。”
关于杨四妹的出生日期，几次上山都没搞清楚。有人说她属猪，她说，那就属猪吧。后来，赖主任告知，为了补办身份证他在慢病站材料上找到1936年4月15日这个日子。
正在为一个重要日子的落实和后续想法而欣喜，很快又听说，徐彬问到的出生日期是农历十月十四日，原定马上为杨四妹过八十大寿的愿望又变得纠结起来。
黄站长来电话，说杨四妹的临时身份证快办好了，上面的出生日期是4月5日。
是杨四妹记错了？抑或是赖主任随口编了一个日子？
其实，相比她的命运转折，出生的日子已经不重要。在此之前，这个日期对杨四妹毫无意义，漫长的日子，日复一日的苦难，不断加重的溃疡，愈发艰难的爬行，活着已经没有太多念想，哪里还有过生日的奢望？
如果按照黄站长所说的重生，那么，4月8日也许更有意义吧。
野湖的三起三落
早已“撤院留村”的野湖还保留着一片破旧建筑群，一间像家族祠堂又有点似庙宇的老建筑在风雨中破败着，入内，正前方有佛龛供桌的痕迹，墙上残留着很多文革口号，正面高处写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，分隔成若干小单间的土墙上画着大忠字，外面空地上有刻凿了图案的柱础。
罗木君说，那间大房子是一座庙，有400年历史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央红军路过野湖时，庙里还有几十个和尚，1956年，野湖建起麻风病医院和病人隔离区，当时，梅县地区七县一区只有这一间麻风院。于是，麻风人陆续来，和尚们纷纷走，高峰期的野湖有193个麻风病人。后来，各县纷纷建麻风隔离区，1971年开始大多数病人被转移走，比如，有60万人口的兴宁县一次就接走了上百个麻风病人。
1985年，平远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，1887年，撤院留村，野湖麻风医院关闭，大多数治愈的病人被要求回家，实在无家可归的人可以继续留在山上生活，杨四妹就这样成了野湖隔离区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最后见证。
若干年以后，一直闲置的野湖康复村土地被利用，异地开发者的脚步踏进了这片荒僻之地，这也是很多康复村面临的状况。
野湖这几十年变化就是当地人总结出来的“三起三落”。
老院长解散了麻风医院
80多岁的罗木君是第三任野湖麻风医院院长，退休后在平远县城开了一间罗氏药房，由儿子经营着。听说有人拜访，就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来。
罗木君是梅县人，1958年考上广东医学院湛江分院，1962年毕业，分在县人民医院，文革时被分到黄田水库的五七干校，在当地农村搞预防工作。
老院长是个实话实说之人，他坦言：“当初并不情愿去野湖，是组织上分配去的。大家都不想去麻风医院，还有的医生更抵制，宁愿回家耕田也不去野湖。我家人也不同意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服从，除非我不要工作了。”他是梅县人，在平远县当麻风医生的事情一直不敢让家乡人知道。
1970年他先去泗安学习培训了3个月，然后就上山了。
卫生局长对他说：“你先去干三年吧，我再考虑调你去其他卫生院。”
罗木君更干脆：“我不走啦，一直到消灭麻风病再离开。”
局长高兴地大声说：“那太好了。”
当时，医生住在山上，杨四妹他们住在山下，紧临水塘边，院、村距离300米。
那个年代，在山上工作很辛苦，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，没有公路，从仁居镇到山上要走两小时。
罗木君开始是做医生，1978年当上第三任院长。
1978年以后，只剩下几个病人了。他对局长说：“差不多消灭麻风了，我可以走了，这几个病人留给别的医生吧。”
但局长还是不放走，让他找一个有水平又能安心工作的替身才放人。罗木君只好到处去物色，最后听说有个刚刚从部队下来的医生，心想，他是军人，觉悟一定高。就去问人家。岂料对方坚决不去，要求去其他卫生院。
罗木君只好继续留在山上，为早日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理想努力着。
他拿最好的药给病人吃；他不让传染性的病人再干活，还能得到一点零用钱，家里有老婆孩子的病人都很听话，为了更快治愈，他们都老老实实不再去挣工分。
罗木君再一次实话实说：“因为我想快一点治好他们的病，我也可以早一点离开。”
一直到1985年，只剩下一个现症病人，达到消灭麻风病的标准，罗院长就打报告给广东省慢病处，建议解散麻风医院。
慢病处回函表示祝贺与支持，这是广东全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，那一次，清远县也说他们消灭了麻风病，但是后来验收不合格。
1987年，野湖山上的麻风医院解散，罗木君终于回到平远县城，1998年退休。
再多钱，也请不到人挑她下山
“撤院留村”符合当时的形势，但对于杨四妹却是一次严峻的生存考验。
过去有医院相伴，医疗和生活都有一点保障。如今，生死存亡只能听从命运安排。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6年4月初，因为泗安医院的一个决定得以改变。
接走杨四妹像是一场战斗。
紧张有序，有激情，有挫折，有悬念，还有扑面而来的感动。
我们先期赶到平远县城，落实杨四妹下山的诸多问题，最大的顾虑是最后几公里，原计划让杨四妹乘坐救护车下山，再转乘我们的车。但那几公里路况实在糟糕，从来没坐过车的杨四妹很可能无法忍受。为此，赖主任又去联系当地村民，希望能请到人把她挑下山。担子一头是杨四妹，另一头挑一块石头。很快，希望落空。出多少钱，都没有人愿意。
我们建议用担架，村民不挑，我们自己抬。慢病站和泗安齐心协力，再难也要让她下山。
担架很快在仁居镇卫生院找到，还应该有背带，一来省力气，二来更安全。
赖主任想到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布带子，马上去买来，正合适。
就在大家紧锣密鼓筹备中，突然，传来徐彬发自泗安的消息，院方刚刚得知杨四妹没有身份证，不符合被泗安托养的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只能补办身份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后，下次再来接她。
此消息似一盆冷水当头泼下，我们和慢病站的人顿时沮丧。夜长梦多，谁知道漫长的等待中，又会发生什么，杨四妹能不能最终圆梦泗安。
不能坐以待毙，短暂无语后，大家随即行动，陈站长带着我们一起赶到平远公安局，试图说明缘由，加急办理。岂料，大门都不让进入。
陈站长不死心，继续拨打方方面面的电话，包括县领导。听说泗安医院愿意接收杨四妹，都认为是大好事。于是，一路绿灯，县卫生局，镇卫生院，镇政府，镇派出所……，我们跟在慢病站后面，不停奔走着，争取在老人家离开平远之前，办好相关手续。
杨四妹终于盼来身份
赖主任不赖，解开关键一环。
他一大早赶到慢病站，翻箱倒柜，希望找到一些能证明杨四妹的书面材料，这将关系到能否顺利办理身份证。
终于如愿。我们来到慢病站时，他激动地摊开一堆材料，杨四妹的病例档案，包括她1950年发现麻风病和1958年入院情况、1973年坪洲医院出具的病理组织报告，还有一本封面斑驳的线装《发现麻风病人登记册》，内容均为手写，她排在第一页的第九位，上面注明的入院日期是1958年12月。
带上材料和希望，我们急忙奔向仁居镇。
近乎小跑的步速中，赖主任指点着身边匆匆掠过的红军标语墙、八角亭、中央金库，还有远远飘荡在云雾里的五指峰，他一再说：“下次来，一定陪你们去游览。”原来，明嘉靖年间1562年至1953年，仁居镇曾是平远县治所在地，也曾号称中国最小县城。当年红军反围剿之后，朱德、林彪都来过这里 。
眼前，大事催人：去派出所，进卫生院，联系证件照相师傅，一步步走得颇为顺畅，中午前，诸事搞定。上山！
翠屏急忙和徐彬报喜，告诉他这边没问题了，可以出发。
于是，卫生院院长，慢病站陈站长，赖主任，派出所认可的照相师傅，一行6人，乘坐卫生院的救护车上山。司机第一次开这样的烂路，打滑，大家不得不几次下车步行。
一到野湖，马上请出杨四妹，两人拉开一张白色背景布，拍了几张，又摊开一张当日的梅州日报，由婆婆举在面前，再拍照。这是应派出所要求，用来证明此人和此时。
平远各部门上山现场为杨四妹办理身份证
还有个插曲挺有趣。拍照前，翠屏拿来梳子给婆婆认真梳头，希望拍出的照片更美。这个平常举动，我早已见惯不惊，想不到，慢病站的人大为感动，一再问我要梳头照片。我说，没有拍，每次去康复村，她都这样做，已经成她的规范动作了。
告别最后的小菜园
杨四妹有一个小菜园，面积不足一分，一侧靠墙，其余三面用栅栏围起来，防止羊群鸡群进入，一块小木板做成门。漫长岁月里，这是她粮食之外唯一的养分来源。为了生存，她与小菜地朝夕相处。野湖没有厕所，菜地就成了杨四妹的如厕处，爬着去方便，顺便给蔬菜施肥。
在我20年记者生涯中，无论拍照片还是录视频，极少摆布。眼下却一反常态，请求赖主任帮忙翻译客家话，希望能录一段杨四妹种菜的视频。
一个四肢残疾无法正常行走的老人，每天要去料理十米开外的菜地，在她，习以为常，于我们，却是震撼一幕，这项延续了几十年的生活内容即将终结，实在应该记录下来，感动更多人。
幸好，婆婆没有丝毫推诿。小菜园和她是有感情的。也许，即将永远离开野湖前，再去看一眼小菜园，也是她的心愿吧。
她用残疾的双手扶着一只塑料桶，里面有小半桶水，跪着，每爬一步，随即往前推一下水桶，爬到菜园，她用门边的竹杆拨开小木门，两只残腿轮流跨进去。在杨四妹精心照料下，菜园的菜长得很好，有萝卜和大青菜。她吃力地浇了几瓢水，又顺手摘下了几叶大青菜
爬出菜园，她认真将小木门关上，尽管她明天就要离开了……
杨四妹和她的菜园
我们把杨四妹抬下山
下山后，在平远县城与匆匆赶来的徐彬和邓奕松汇合。徐彬头天晚上失眠加感冒，一副病怏怏的样子。问他，你这样还能抬杨四妹？他说，没问题，明天就好了。
想不到，因为激动，当晚泗安同志们集体失眠，邓奕松半夜起来看电视，徐彬4点钟饿醒，狼吞虎咽了一包方便面，黄记者试图用背单词这样枯燥的事缓解失眠，却无效。
第二天清晨5点半准时出门，吃一碗拌面。在高速口和慢病站汇合，一起赶往野湖。
因为路太烂，我们的车开不上去，只好停在山下，坐上慢病站的救护车，梁师傅车技了得，很快到野湖。
杨四妹早早在等候了，她换了一件样式很老的蓝布衫，衣服上的扣子还是文革期间的。
考虑到途中上厕所不方便，赖主任提前准备了纸尿裤，翠屏进屋，为老人家穿上。
杨四妹出门时，特意收拾了一卷东西，用床单包着。徐彬说：“婆婆，不用带了，泗安什么都有。”她还是舍不得放下。翠屏说：“带上吧，那是她最喜欢的几件衣物。”
那一刻，我顿时热泪盈眶，太可怜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和杨四妹有关的情景每每催人泪下。也许，是她经历的苦难超出想象，还有她生命中的顽强。
徐彬接过那一卷东西，放进车里。
杨四妹爬出门，翠屏拿来枕头，为她垫好。徐彬随即抱起婆婆，放上担架，这个梅州籍的客家青年，此行平远，公益之举外，更多了一份乡情，几次抱上抱下，如儿女一般。
徐彬抱着杨四妹
邓奕松常犯腰疼病，平日里做事都会留意。这一次却一反平常，第一个争着抬起担架，途中每次轮换，他都会说，再多走几步吧。
接下来，三对组合轮换着抬担架，翠屏跟在婆婆身边，随时调整被单，我则跑前跑后忙着拍摄。
遇到破碎严重的路况，为了看清路面，不至于摔倒，“挑夫们”不得不横着走起螃蟹步。
慢病站和卫生院的同志也不含糊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尽职责，送走站内最后一个麻风病康复者，唯一的遗憾是，站内其他人再也感受不到黄站长的野湖震撼了。
艰苦路段一共3300米，到终点，片刻喘息后，又是梅州青年徐彬把婆婆抱上车，邓奕松急忙拉出后座的安全带，帮婆婆系好。
担架队伍在前进
发动，起步，慢慢加速，驾驶时多了几分刻意：保持车距，减少刹车。高速路上，也留出一线车窗，保持空气流通，生怕后面这个平生第一次坐车的杨四妹有任何不适。轰鸣的噪音中，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，为大家，为杨四妹，也为自己。
野湖行动的启示
中国的麻风病隔离制度是过去年代的特定产物，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、对麻风病不了解的背景下制定的，也是建国初期中国国情和麻风疫情的映射，50年代到70年代，中国各地风起云涌建立麻风隔离区，很多都如野湖一样，院村相邻，就像一对被遗弃的双胞胎，不但麻风病人受歧视，医护人员也同样受到歧视。
那是个特殊年代，虽然物质短缺，好在病人集中居住，互相帮助慰问成风，文化生活也相当活跃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随着麻风病可以治愈的进程，麻风病人数锐减，“撤院留村”成了很多麻风隔离区走向消亡的一种过渡。这个过渡持续了近30年，虽然村民有了康复者或是休养员的名字，麻风村出现了社会志愿团队的身影，社会歧视也在逐步减少。但各种问题陆续出现。
撤离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因为种种原因处境并不乐观，原麻风机构并入当地慢病站、皮防站，个别人员被安排分管残留的麻风村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剩余康复者的人均管理成本上升，人越少，成本越高，所能给予的关爱也越少。
这些曾经的麻风村选址大多都“高深莫测”，或高山、或深谷、或孤岛，随着“撤院留村”、人员减少，道路的维护也难以为继，造成进出更加不便。以野湖为例，慢病站去看望一次杨四妹要用半天时间，每一次，车辆都会受损严重，加上人员开支等成本，对于工资都经常发不出的慢病站，实在也是爱莫能助。
此外，比之过去，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，但彼此间的互助少了，精神状况不容乐观，只有一人两人的康复者更是孤独难耐，无人理睬，社会爱心团队也少有进入。
过去年代的病人相对年轻，其他疾病少，现在，这个群体普遍步入老年，老年病缠身，偏偏又缺少全科医生，一旦突发急病，很容易危及生命。
如此看来，残留的少人麻风村真是雪上加霜，亟待合并搬迁。
我们常说，过去岁月里，麻风病患者受到过不公正待遇，应该用更多关爱来补偿，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其实，最精准最有效的补偿就是“并村”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免除孤独，享受有全科医生照顾的医疗体系，更大限度感受到社会关爱。并村以后，相对人均管理成本小，大家集中居住有利于彼此互助，有利于心理和精神康复，有利于尽早消除麻风歧视。
今天的泗安，正在描绘这样一幅后麻风时代的理想蓝图。
泗安带头做出的“助困并村”行动是一次大胆尝试，是在爱心基础上做出的决策。试想想，人家热衷“招商引资”，试图获取利益，而泗安却在“招残引难”，真是自找麻烦。当然，今后还需要更多社会爱心人士相助，让更多杨四妹们圆梦泗安。
既然想做，开始做，就一定能做好。
加油，泗安！
